7月18日—提出「典範轉移」的人

1947年，哈佛大學校長柯南特（James Conant）打算開一門通識課程，親自講授科學哲學與科學史。身為化學家的他，認為最好有個對物理學足夠熟稔的人來幫忙備課，第一時間便想到正在攻讀物理博士的孔恩（Thomas Kuhn）。這個學生在大學部時就在校園刊物上展露文采，令他印象深刻，絕對會是這門課的最佳搭檔。於是他邀請孔恩來擔任助教，沒想到因此改變了孔恩的人生道路，也催生出一個科學哲學的重要學說。

孔恩於1922年7月18日出生，大學就是讀物理系，當然相當清楚最早的物理學要從亞里斯多德講起，但是當他為了準備教材，而首度翻閱亞里斯多德的《物理學》原典時，卻發現很不容易理解。他原本以為自己這樣一個物理學本科的博士生，應該輕輕鬆鬆就能掌握幾千年前的原始科學，怎知亞里斯多德自成一套的世界觀卻令他不得其門而入，猶如原始部落充滿隱喻的神話令人費解。

孔恩後來試著拋下既有的現代物理知識，用亞里斯多德的眼光去思考，才豁然開朗。他也因此悟出不同世界觀就會以不同角度詮釋事物；而一模一樣的詞彙，所指涉的的東西也可能根本不一樣，兩者猶如身處不同宇宙。「不可共量性」這個體悟，將成為他日後挑戰傳統科學史觀的核心概念。

1949年，孔恩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，但他已決心改變研究方向，正式在哈佛大學教授科學史。不過這門課在當時並不受重視，孔恩在1957年申請終身職被拒，只好接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邀，同時在哲學系與歷史系任教。四年後，孔恩升為正教授；這幾年他也完成了醞釀許久的科學史論述，於1962年出版震撼學界的巨著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。

孔恩發現科學史上大部分時期都是他所稱的「常態科學」，也就是某種觀點、理論或價值，在取得科學社群的共同認同而成為典範之後，科學社群的新舊成員就都會以此典範為中心，遵循相同的方法、使用共同的語言，有效率地探索新的知識。一旦出現與典範不符的異例，通常不是質疑典範有誤，而是懷疑研究者的方法或工具有問題。直到更多異例出現，成為不得不正視的危機，才為科學革命提供契機，由截然不同的新理論取代舊典範，成為新的典範，再如此不斷循環。

因此科學的發展並非傳統以為的循序漸進、像積木般層層堆疊，逐步累積成高塔。相反地，真正跳躍性的進步往往是打掉重練、另起爐灶，甚至是用與原來完全不同的新型積木。這就是新舊典範之間的不可共量性，兩者的觀點、架構、語言都不相同，所以沒有共同標準可以衡量對錯。行星模型從托勒密的地心說到哥白尼的日心說，或是物理學從亞里斯多德到牛頓，再到愛因坦的相對論，就都是新典範取代舊典範的例子。

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在學術界掀起巨浪，引起正反兩極的評價。支持者讚譽孔恩掌握了科學進展的歷史脈絡，發掘出自然科學相較於其它社會科學，為什麼有明顯進步軌跡的原因。批評者則認為科學發展常有混雜與交錯，根本不像孔恩的一刀切那樣；或是指責孔恩將「常態科學」階段的科學家貶抑為盲從暴徒，而典範沒有對錯、是由科學社群決定取捨，豈不暗指並沒有客觀真理！’

面對這些批評，孔恩極力辯解本意並非將科學革命當成「暴民政治」，自己仍相信科學的進步。但諷刺的是，許多支持者也是扭曲了他的原意，例如科學相對主義者就援引他的理論，主張科學是主觀的，是少數菁英基於利益、權力與意識形態所塑造出來的。而「典範轉移」一詞更是滲透到各領域，從政治宣傳到企管顧問，人人都在高喊「我們實現了典範轉移」。

孔恩於1996年因癌症過世，享年73歲。他留下的思想遺產無論是好是壞，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社會不同層面。